从道德的角度看康梁

                                ——（试论戊戌维新时期的康梁，加入“先进的思想文化是否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话题）

人是生活在社会的动物，为了社会的生存、发展、和谐，我们必须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来到到“和”的目的，我们把它称之为“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中，需要有一种思想意识去约束人的行为习惯。

在人的思想意识中，引导制约人的行为习惯的文化是多种多样的，例如：西方的宗教文化、日本的“耻”文化，每一个地方的文化背景不同，占据人脑的思想意识就不同。在中国则是以道德的标准来评价人的行为。道德，是指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称。道德具有调节、认识、教育、导向等功能。

中国传统道德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以及后来的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为主的新儒学。另外，中国的道德思想除了儒家的中庸还糅合了佛家的出世、道家的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道德是至高无上的，甚至要高于法律，例如：中国儿童要启蒙学习的《三字经》、《千字文》、《二十四孝》等等，毫无疑问，道德在中国人的心中有无可比拟的地位。

近现代以来，以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拉开了中国人传统思想的解放运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高度强调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引领社会风尚。毋庸置疑，任何思想文化要在中国的大地上发芽、成长，就必须生长在道德的沃土里。

我们不可否认康梁维新变法对中国历史的作用，也必须承认它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但，我们也应该知道，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三世”、“三统”说，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他的这种篡改历史、借孔子之名 进行改革的行为与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维护其正统地位所采取的措施手段(如，制造祥瑞）是同等性质的，都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经不起推敲和历史、人民的检验，是必定会失败的。他的这种行为，无疑是给国人思想的“大炸弹”，必然会引起传统儒学人士的不满，甚至是反抗。他的理论提出点是错误的，同时，我们应看到所提出的措施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是促进历史发展、进步的。康梁维新派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是因为，中国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甲午战败，人们对清政府的彻底失望，为了“生存”，任何一种新的思想都会受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护。

中国科举制度自隋唐起就开始存在，凡存在的事物必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明清以来，八股取士固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可也不乏有科举出身的名士。它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发明之一，是中国广大下层民众“鲤鱼跃龙门”的唯一机会，而提出废科举，就定会失去广大下层民众的支持。比如说，我们现代的高考制度，虽然我国现在的高考制度存在很多的弊端和不公平的现象，但正如我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两会”上所说，“目前高考不能取消，完全取消了会让当官的有钱的占便宜，穷人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高考不能取消但要改革，要改革现在的考试方式，使学生健康发展”。2009年，永康一中的“雷人”标语，“没有高考，你拼的过富二代吗？”虽然，在当下社会，农村学子弃考现象增多，“读书无用论”的声音高涨，有高考也不一定能拼的过富二代，可起码心中还有一份希望，废科举就是把下层民众心中微弱的灯光熄灭了。

没有传统儒学人士的支持，没有广大下层人民群众的支持，没有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没有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指导，改革只靠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皇帝，还要面对强大的顽固派、守旧派的反对，改革是行不通的。

大家都很熟知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人为变法英勇就义，以及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描写谭嗣同“大无畏”精神的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而实际情况是，根本没有时间去通知谭嗣同，谭已被捕。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也曾说，由于当时心情激愤，话语难免有失实的地方。因此，戊戌维新派人士并非如传说中那么伟大。

总之，我们不应该刻意的推崇某段历史及其人物，一切历史中存在的事物，必定会随历史的滚滚浪潮而逝去。中国历来都是一个重道德而轻法治的国家，这是几千年来的文化所决定的，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要想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妆重彩的一笔，必须服从道德，以此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